棱镜通讯 No.66

“我们很难改变自己”的深层次原因

恩格斯诞辰201年丨战争的理论家,革命的理论家

“看来我们要把研究行动的伟大著作归功于致力于行动的人。由于命运的羁绊,他们无缘于荣耀加身。这些杰出人物不仅善于行动,也善于抽离于行动之外。因此,他们不仅能够认识到士兵或政客们所受的束缚与约束,也能够客观地(冷静地,而非漠不关心地)观察吊诡的命运,俯瞰无人可掌控的社会力量之间那不可预见的博弈。”

事实上,这种思考方式反映了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共同见解。他们并不在意克劳塞维茨的著名观点,即不在意某场战争是何种政治的延续(列宁比任何其他人都要关注这一观点)。相反,两人关注的是战争体现出怎样的根本性的历史进程。对于这两位指出了意识形态虚假性的历史唯物主义创始人而言,不应根据战争发动者的政治观念来评价一场战争。从研究社会经济结构的立场出发,马克思与恩格斯把自己的判断立足于战争对生产力解放的客观影响上(消灭生产力发展的阻碍因素)。[16]由于当时的劳工运动(尤其是在德国)经历了前所未有的迅猛发展,马克思与恩格斯将战争对劳工运动(最终的解放手段)的影响,作为评价战争的首要标准。从这一标准来看,德国对阿尔萨斯—洛林的吞并,使马克思与恩格斯从根本上改变了对欧洲腹地的战争与革命之关联的评估。对阿尔萨斯—洛林的吞并,激发了德法两国的沙文主义思潮,从而加深了两国工人阶级之间的敌对情绪。这场吞并孕育了一场新战争的可能性。而这场战争将会把欧洲其余地区都卷入其中,各地的工人将会自相残杀。

恩格斯写于1887年底的文字,我们只能用“先知的预言”来形容了:“最后,对于普鲁士德意志来说,现在除了世界战争以外已经不可能有任何别的战争了。这会是一场具有空前规模和空前剧烈的世界战争。那时会有800万到1000万的士兵彼此残杀,同时把整个欧洲都吃得干干净净,比任何时候的蝗虫群还要吃得厉害。三十年战争所造成的大破坏集中在三四年里重演出来并遍及整个大陆;到处是饥荒、瘟疫,军队和人民群众因极端困苦而普遍野蛮化;我们在商业、工业和信贷方面的人造机构陷于无法收拾的混乱状态,其结局是普遍的破产;旧的国家及其世代相因的治国才略一齐崩溃,以致王冠成打地滚在街上而无人拾取;绝对无法预料,这一切将怎样了结,谁会成为斗争的胜利者;只有一个结果是绝对没有疑问的,那就是普遍的衰竭和为工人阶级的最后胜利造成条件。”

防止世界大战的爆发,为革命做好准备。这逐渐成为恩格斯的名言:“我们应当为争取西欧无产阶级的解放而共同奋斗,应当使其他的一切都服从这个目的。不管巴尔干的斯拉夫人等等多么令人感兴趣,只要他们的解放愿望同无产阶级的利益相抵触,那我就同他们毫不相干。亚尔萨斯人也受压迫,将来我们再次丢开他们的时候,我会感到高兴。如果在迫在眉睫的革命的前夜,他们想要挑起法国和德国之间的战争,再次煽动这两国人民去互相残杀,从而把革命推迟下去的话,那我就要说:‘且慢!欧洲无产阶级可以忍耐多久,你们也可以忍耐多久。当他们得到解放的时候,你们自然也会得到自由,而到那个时候以前,我们不许你们阻挡正在进行斗争的无产阶级的去路。’对斯拉夫人来说也是这样。无产阶级的胜利必然会给他们带来真正的解放,而不是像沙皇能够给他们的那种虚假的和暂时的解放。因此,到现在为止不仅没有为欧洲和它的发展作任何事情、反而是这种发展的障碍的斯拉夫人,应该具有哪怕是同我们的无产者同样的耐性。为了几个黑塞哥维那人而发动一场世界大战,夺去比黑塞哥维那的全部人口还要多千倍的生命,依我看,无产阶级的政策不应当是这样的政策。”

按照伯杰的说法,列宁主张的争取军队的斗争,和“恩格斯的观点是不相干的”。但事实上,倒不如说伯杰误解了恩格斯的观点。1906年,列宁在一篇关于莫斯科起义教训的文章中(伯杰引用了这篇文章)强调了一个传统的观点:当一切工作都准备后,起义者的武力手段与决心可以将动摇中的军队争取过来。[49]恩格斯在1895年导言中也持相同观点:“我们在这一点上不应抱什么幻想,因为在巷战中起义者方面对军队的真正胜利,像两支军队交战中那样的胜利,是极其罕见的。而且,起义者指望获得这样的胜利,也是同样罕见的。起义者方面的全部问题,在于用在两个交战国军队之间不发生任何作用、或无论如何作用要小得多的道义影响,来动摇军队的士气……如果这一点做不成功,那末军队方面即使人数较少,也会显出武装和训练较好、指挥统一、战斗力量有计划运用和遵守纪律等优点的作用。起义在纯粹战术意义上所能达到的,至多也只是正确地建造和防卫个别街垒……所以,这里主要的斗争方式是消极的防御;如果某些地方也采取进攻,那只是例外,只是为了进行偶然的出击和翼侧攻击;通常进攻只限于占领退却军队所放弃的阵地……”“这样,即使在巷战的典型时代,街垒也与其说是在物质上,不如说是在道义上起作用。街垒是一种动摇军心的手段。如果它能坚持到这个目的实现的时候,斗争就获得胜利;如果坚持不到,斗争就遭受失败。这就是在考察将来可能发生的巷战的胜利机会时也应该注意的一个主要点(这句话在发表时被《新时代》编辑部与单行本的出版方删减掉了)。”

劳动论|专访韩国社会学家具海根:我无法在劳工困境中赞扬经济奇迹

具海根:历史延续论的观点,是说韩国社会长期有这样的反叛精神,地处大国之间、遭到外来介入,即便知道抵抗是无力的,会有深层的情感去反对不公的压迫。因此,虽有强有力的国家(strong state),却一直存在社会层面的“抗争政治”(contentious politics)传统。但我还是认为,工业化时期的高压,对于这种抵抗文化的兴起更重要,国家持续地站在资本的一方,任何劳工权利的争取都被冠以“共产主义”遭到打压。 女工的先锋性是韩国工运历史上非常有意思之处,女性工人不仅参与工会运动,还扮演了领导的角色,这在世界工人运动中也是罕见的。女性工人相对集中在劳动密集的轻工业中,生活联系紧密,一个厂里的女工可能来自同样的地方或是学校,她们的待遇也比男工差,通过工作达成阶层流动的可能性小,由此可能成就了她们的斗争性。这里不能忽视进步教会的作用,它们为女性工运分子提供了保护伞。当时对于女性领导工会的镇压,也有煽动男性工人去瓦解和对抗的做法。到了1980年代,女性在工人运动中的角色减弱了,此时韩国的工业发展转向重工业,男工在数量和重要性上都占优势,劳工运动的风格也变得男性化、准军事化。

求隔断、不计成本地投入教育,似乎没有办法被满足的焦虑,这源于新兴富裕中产的清楚意识:这一代所积累的特权,很有可能无法传递到下一代。某种程度上,全球的新晋中产都陷入到了英国社会学家Philip Brown说的“机会陷阱”(访谈者注:“机会横沟”指不同阶层拥有的社会机会不同,而“机会陷阱”指的是为了弥补鸿沟的一些措施,比如普及高等教育,仍然导致失业和机会不足,比如文科博士在“僧多粥少”的工作市场里无法找到工作)。持续加入对下一代的投入导致的激烈竞争,可能让孩子的机会越少,而不是越多。比如送出国的孩子,回到韩国后仍然没有安全稳定的工作,要和父母住在一起,父母也要继续介入后代的生活,包括婚姻等等。中产阶级需要明白,他们的做法恶性循环地加剧不平等,会让他们下一代的处境更加艰难。

我关注这些权贵中产,是如何脱离普通中产阶级的立场,想办法为自己争取更多的特权。你听到过“曹国事件”吧(注:曹国,韩国政治家,2019年出任法务部长,因子女入学走后门等一系列丑闻引发抗议后辞职),很多曾经的工会和学生运动分子都变得保守,成为了建制的一部分,享受着舒服的经济地位,他们住在江南区,现有“江南左派”的讽刺说法。曾经为了民主和公正奋斗的人,成了享受特权的新贵,因为过去的“功绩”,觉得这是理所当然,他们仍然认为自己是改善韩国社会的力量。我们之前提到的短期工,事实上同时被传统的工会和“进步型”政府抛弃了,至少部分的责任,就在于这些新兴的权贵中产阶级。 未来劳工抗争的方向,我们现在看到劳工组织和公民组织的分野,后者更多关心性别、环境的议题,短时间内看不到整合的趋势。但是过去劳工激烈的抗争传统并没消失,而是转移到之前提到的,零工和非正式员工的权利斗争中。长时间的罢工、绝食抗议、新工会的方式,以及斗争性强、由女性领导等特征,和早期工运的发展很相似(访谈者注:2005年,由起隆电子公司女工发起的罢工,持续1895天,成为韩国历史上最长的罢工,韩国于2007年开始实行《非正式劳工法》)。这是令人激动的一点。我想去找详细的资料,但意识到自己年事已高,恐怕没办法跟着现场,追踪这一趋势的发展。这是留给未来学者的问题了。

“我们很难改变自己”的深层次原因

我们害怕未知。比起未知的领域,我们更喜欢熟悉的领域。 你的大脑中有一部分使你安全的活着,尽可能多的追求可预测性和稳定性。为什么我们要建立制度、方法、规范、价值和程序来让生存变得更容易?因为熟悉可以帮助我们减轻不确定性。如果有人开始改变那些既定的剧本,就是在搅乱我们的场子。马歇尔·斯科特·普尔(Marshall Scott Poole)描述了一种理论,该理论有助于解释这种现象在日常生活中是如何出现的,它被称为“结构适应理论”(Structural Adaptation Theory)。本质上,文化集体寻求可预测性和稳定性,以确保我们的生存。我们创造结构和社会系统,即之前所谓的剧本,让生活更容易。然而,在创造一个结构的行为中,我们改变了现实的面貌,然后,必须创造新的规范、规则、系统和结构来补偿。

本质上,有一个我们赖以生存的剧本,会使生活变得更简单,并成为默认的生活方式。在一种依赖剧本来获得可预见性和稳定性的文化中,篡改剧本是一种背叛行为。然而,剧本本身的存在也在不断地改变着,如果我们试图在一个新的环境上恢复以前的剧本,将会有一点障碍。

我们抗拒改变,因为它是不确定的、有压力的,而且违背我们的本性。 我们抵制改变,因为它破坏了我们的剧本。 熟悉的事物是容易而为人所知的。我们不想让它被破坏,我们也不想失去它。 所以,我们抵制改变。我们拒绝改变,因为改变会带来损失。 我们抵制改变,因为不改变会更容易。 我们拒绝改变,因为改变是困难的,而且缓慢得令人害怕。 改变是无限可能的。

2021 年,我为什么还坚持把音乐存储在本地 @少数派

音乐的「价值」,往往就是在这些历史或故事之间被赋予。而流媒体最致命的问题,便出现在它看似「便利」属性上:它从根本上决定了你无法拥有这首歌曲的所有权,服务商拥有修改、屏蔽或下架,甚至永久删除它的权利。


评:为了方便一步到位,我下一台mbp,必须4TB及以上!空间不够的痛啊!!

60%的中译本不值一读?阎克文、刘苏里、唐小兵谈社科翻译乱象

阎克文:还是以韦伯著作的翻译为例吧。我感到有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有些译者在主观上就根本不负责任。无论是出于什么动机,无论是追逐名气、地位、报酬还是确实对原著感兴趣,但我们必须从客观结果上说,这些译者对翻译质量是根本不负责任或者负不起责任的,在这种情况下还要硬干,不出劣质产品是根本不可能的。所以我非常信服一位学术大家和教育行政领导人的说法:我们的读者被中译本蹂躏已久了。

阎克文:要负责任地翻译经典著作,恐怕首先要以做研究的态度去译。这意味着译者要对原作者本人的思路、脉络有结构性的认知,并对原文的方方面面有比较深度的了解。这样才能译得靠谱。翻译表面的文字是很简单的,但文字背后的知识含量、思想含量和逻辑脉络并不简单。若译者不用心琢磨就去翻译学术著作,肯定是不负责任的……韦伯是一位语言大师,他的措辞是相当严谨的。韦伯还是个经验理论大师,他的所有理论都来自经验现实,他“不玩”玄学。从这个角度来说,韦伯的语言风格是相当平易近人的。当然,韦伯的语言所承载的思想密度很高,这需要我们用心体会。我不认为韦伯的语言晦涩抽象。韦伯的抽象是将经验进行归纳之后的抽象,而不是形而上学的抽象。在这种情况下,译者要对原著做出大幅度的调整,是不能被原谅的。

总体来说,我觉得译者需要以下三个方面的基础训练:知识训练、思想训练和技术训练。就是说,译者需要积累经验。所以,我对我们翻译团队的要求首先是德语可靠;其次,译者至少要有一门学科背景,不管是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宗教学、社会学、法学或语言学,只有受过相对比较严格系统的学术训练,才可能胜任这个工作。再次,译者的中文水平也要说得过去。在“信达雅”中,我们要求至少要达到“信”和“达”。这需要译者积累经验,也需要译者加大阅读量,深入了解原作者涉及的领域和范围。

新京报:据你对出版行业的观察,你觉得造成国内社科著作翻译乱象的原因是什么呢?

刘苏里:首先,译稿酬太低了。稿酬的提高跟不上物价的提高。此外,译者的语言水平也是很大问题。有些译者的外语水平没问题,但中文水平太差了,这与我们中文教育水准下滑有关。翻译乱象还有一个成因:中国人离西方古典著作和现代西方人思考问题语境的距离太远。我们所接受的教育并不能让我们很好地理解西方的知识、概念和思考框架。另外,译文质量还跟负责这件事的出版社有直接关系。翻译乱象很多时候是出版社做事不认真造成的。某个出版社曾寄给我一本书稿,希望我给这本书写推荐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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