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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舉報與流量

科普就是内容平台的重要工具:一方面,科普是“赛先生”到“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这一系列官方话语所倡导的,具有天然正义性;另一方面,科普与意识形态宣教内容可以一起以“知识”的面貌示人,提高宣传工作效率。

从科学松鼠会和回形针的例子不难看出,举报者已经不需要“硬伤”才会觉得自己受到冒犯了,只要自己在感情上无法接受,哪怕知识上没有错误也要举报,一些反对回形针的网民已经公开祭出了“路线错了,知识越多越反动”这样极有时代感的句子。但是,他们也很清楚这类的举报并不一定会被监管部门采纳,所以必须寻找创作团队的其他“政治错误”,就例如曾经使用不正确的地图,或者有团队成员曾发表“恨国言论”。

一个大趋势是,在举报者眼中,“政治错误”的门槛似乎正在快速下降。如果说以前会见达赖喇嘛才算政治错误的话,现在就连和世界自然基金会合作也已经算勾结境外势力了——作为对比的是,十多年前,与世界自然基金会类似的野生救援组织曾邀请姚明等中国明星拍摄反对为了象牙、犀角、虎骨、鱼翅而捕杀野生动物的视频,并在中国各大电视台播出,而这几类动物制品都是以东亚和东南亚为主要市场的,如果将批评回形针的逻辑平移过来,姚明等中国明星恐怕都逃不掉“勾结敌对势力”的指控。

举报“狗汉奸”的民族主义博主们似乎越来越狂热。对于他们来说,每成功消灭一个“两面人”博主,对于他们都有显著的“涨粉”效应。例如赛雷话金在挑起与回形针的争论后一度每天新增超过10万关注者。而且,在民族主义博主这个行业里,竞争也是相当激烈,例如乌合麒麟靠着一系列讽刺西方国家的漫画走红,明显就挤占了那些更老资格的民族主义博主的生存空间,他也只能变得越来越激进,从而稳固新近增加的粉丝群体。

每個嗑真人CP的人,都希望在工業糖精裏尋找真心

盛夏:每一个嗑真人CP的人,都希望在工业糖精里寻找真心。在我看来CP真假的决定权不在资本,甚至不在正主,而是在粉丝自己。如何解读互动、解读浪漫关系,这个解释权掌握在粉丝手中。只要它被相信是真的,那就是真的。嗑CP的乐趣就在于从日常的互动里解读隐晦的真情。

盛夏:粉丝嗑的“真”不见得不是爱情,但通常是更看重精神层面的默契,即所谓的soulmate。耽改剧营造出来的环境和观众口味也是这样的。东亚的文化环境比较共通,或多或少受过中国传统的含蓄、留白审美的影响。这种影响可能体现在对亲密关系的想像上。为什么耽改剧首先输出到韩国、日本、中国台湾,就是有这种文化相似性在。

耽美给了女性一个满足自身欲望和释放现实焦虑的空间,相比言情,她们在耽美里获得的快感要多得多,所以她们的能量也多得多。(剧方等)发出物料,延续剧的热度,肯定是在利用剧粉和CP粉,想把她们的情感转化成消费力。之后她们买周边,看演唱会,都是整个幻想世界衍生的一部分,粉丝在衍生品里依然能够获得快乐。

真正对耽美书粉的兴趣产生直接影响、对他们的趣缘空间造成压迫、阉割、切除行为的,一个是国家权力,一个是商业资本。商业资本挪用、改编粉丝喜欢的东西,一定程度上就是想再剥削或利用这群人的消费能力。肯定有一部分人拒绝资本进入。也有相当一部分书粉期待影视化,因为相比于文字想像,影视化的感官刺激更多。
粉丝研究里,最开始詹金斯就强调粉丝对主流权力的抵抗性,粉丝制定自己的规则,或者跟主流权力进行协商,这个观点在之后的粉丝研究里或多或少会出现。我们说粉丝文化是一种亚文化,就代表它所处的生存空间、它所在的权力位置是低于主流权力和主流文化的。

阅读的未来取决于学习难学东西的未来(艾伦·凯)

苏格拉底对写作的抱怨包括“写作剥夺了人们的记忆”(Writing removes the need to remember)。他的意思是说,在健康的肢体上安装一个假肢,会导致肢体萎缩。另一方面,如果我们把新技术看作是放大器(amplifiers),是对现有技术的放大或倍增,而不是取代它们,那么我们就有机会利用写作来跨越时间和空间,提高效率,以及掌握口头讨论中不起作用的论证形式的能力。而且我们仍然可以学会记住我们读过的所有内容!换句话说,写作并不能很好地替代用于思考(thinking)的记忆——效率太低——但是写作是一种很好的方式,可以覆盖更多的、不同的领域,并且可以思考和使用更多的东西。

在很多方面,结构化教育(structured education)的主要原因是帮助人们学习难学的东西。但是,许多现行的教育体系,却忽略了“新学习者”(learners of new)的实际状态。简而言之:我们实际上是失明、失聪、瘫痪和无法说话的。一如既往,麦克卢汉说得好:“除非我相信,否则我看不见”(Unless I believe it, I can’t see it)。换句话说,新的定义是“以前没遇到过的东西”(something not encountered before),我们之所以能感知,是因为我们的大脑已经学会了看、听和触摸。而我们不能很好地谈论它,原因有很多。正如蒂姆·盖尔卫(Tim Gallwey)所说,“标准教学的一个大问题是,需要学习的身体和心智的大部分都不懂英语!”。

如果参与其中是为了自身利益,而不是为了获得奖励或避免与活动本身没有内在联系的惩罚”。他所说的“发现”指的是蒙台梭利维果斯基(Vygotsky)杰罗姆·布鲁纳(Jerome Bruner)西摩·佩珀特(Seymour Papert)意义上的“温和引导的发现”(gently guided discovery):即认识到人类很难从零开始想出好的想法——因此需要各种形式的指导——但如果学习者自己努力去建立最终的联系,那么学习的效果最好——因此需要发现的过程。

“平庸之恶”“极权主义领袖”,一本书读懂阿伦特

从根本上说,阿伦特对社会学的批判源于她对人类自由行动能力的肯定和推崇。她认为,人类一方面是受条件限定的,另一方面又能突破条件、开创新事物。社会学在解释一个事件时较多依赖于因果解释,试图发现具体事件背后的规律性、普遍性,这使它倾向于忽视或贬低偶然性。而在阿伦特看来,新事物总是表现为偶然性,它们不能由此前的社会条件得到充分解释。

在作者看来,阿伦特在对艾希曼的描述中寄予了她对海德格尔的矛盾情感:备受爱戴、让人蒙羞、逃避责任、充满魅力、死不悔改。因此,她对艾希曼的描述与他本人不符,用在海德格尔身上倒比较合适。这使阿伦特本人成为社会学研究的一个案例,即一个人年轻时的依恋对象如何变得与自我难分难解。

她早年追随海德格尔、雅斯贝尔斯,认为思考是一种孤独的自我对话;纳粹时期的集体性精神错乱给她带来极大震撼,使他摆脱了这种不切实际的浪漫主义,认识到所有思考都具有社会性。

拒絕工作:陷入「社會工廠」的當代人,需要比躺平更激進的反抗?

躺平似乎将边缘群体长久以来的挣扎带入主流劳动议题,而事实上未必与其自然而然地合流。与之处境类似的是千禧年后欧洲的零工运动(precarity movement)。学者Hardt和Negri《帝国》一书将不稳定的零工视为后福特时代的去中心化生产和数字资本流通的产物,在全球范围内种下跨阶级联合的火种。然而零工之所以被视为后福特时代的新现象,主要由于传统社会生产中的主流工作群体(青壮年白人男性)的稳定就业受到威胁,从正式稳定的雇佣关系滑入不稳定、低保障的零工经济。
但事实上在福特时代的传统就业中,移民劳工、少数族裔、性少数群体、女性、老年人一直以来都处在雇佣关系的边缘,在不稳定和较低的收入中挣扎。对于这些群体,零工是长达几个世纪的生存常态,而非后福特时代的特例。诸多对《帝国》一书观点的批判认为,将零工视为后福特时代全球生产关系重组的产物,实质上与其自我定位的全球正义运动(global justice movement)对立。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Grundrisse)中写道,无差别的工人劳动促成了机器的发明、最终推动生产的发展,然而机器却被视为生产发展的产物,不被视为工人的所有物,而是工人劳动的操纵方。在无数工人劳动中被提取的技术和知识凝聚于机器,机器生产也意味着这些劳动的凝萃从工人身上被剥夺,成为冰冷的固定资产。随着机械化的加剧,人类劳动逐渐成为机器的附庸,被紧紧禁锢于生产链的底层,工人加剧被异化,与自己的劳动彻底分离。这种形式的异化来自工作本身。也就是说,生产的归属或财富的分配都无法改变异化的现状。无论机器属于资本家或者工人先锋党,劳动者都无法逃脱被剥夺的命运,因为剥夺来自工作过程本身。工人既被工作的控制者们剥夺,也被工作本身剥夺,工作将人存在的意义缩减为工人且仅仅为工人,就像在今天的语境里,人只能作为打工人而存在一样。

追求脱离“工人”身份的自由与独立,在成为解放的武器之前,先成为后福特时代资本主义的控制工具。劳动者是“独立”且“自由”的个体。尤其在数字劳动时代,“独立”的劳动意味着劳动状况的隔绝与脆弱,个体与社会组织的疏离。所谓的自由的劳动关系则在劳动者间的激烈竞争中达成。当代劳动关系中的“自治”成为灵活市场的基础,而灵活流动的劳动力在“内卷”,即过度竞争中达到赢家通吃。个体的社会权力(social rights)因公共领域的不断退缩岌岌可危,导致原本基于社会关系的安全感在个人叙事中被彻底私有化。至此,社会控制紧紧被“个人奋斗”叙事绑定、垄断。躺平则是对这种绑定的回应。躺平拒绝进入过度竞争,拒绝不计成本成为劳动竞争的赢家。躺平的逻辑中,反对个人奋斗成为拒绝社会生产对个体的操纵的唯一方式。然而,Virno将后福特时代称为资本的共产主义时代,个人孤立的反抗面对资本前所未有深入社会肌理的联合体,这恰好是资本主义最喜爱的操作场所。在个人生活中,工作被包装成各种面孔,个体以消费、参与、日常休闲的方式,进行着可以产生价值的活动,却从未被视为价值的主体。当工作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嵌入和霸占社会空间,普通人不但被排斥在价值分配之外,还不得不任由工作支配自己的时间、精力、社会关系,乃至生活的大部分。对于这种深度的控制,躺平无法寻求自我解放,仅仅只能提供一次喘息,或最低成本的回避。

“只有那些为自己开辟一条出路的人,才能够创造;反过来说,只有那些为自己创造的人,才能为自己开辟出路,他们才能离开埃及。”可以说,在被镇压而解体前,自治运动正致力将衣食住行独立于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之外。自治运动者们拒绝支付,占领无人居住的房屋,减少劳动时间也减少消耗,从而达到对工资生计、商业交换和拜物主义的终极拒绝。人类学家大卫·格雷博(David Graeber)则呼唤摒弃阻止劳动者出走和迁徙的国界和其它社会隔绝,创造一个劳动者可以自由移动的“真正的全球化”。无论如何建立新的社会空间,都意味着以更激烈和激进的方式生活。

这届年轻人,连泡面也买不起了

现在消费者对食材、口感都提出了新的要求,泡面行业也必须进行改变。比如,保障食品安全、食材的高端化功能化、打造高端品牌的调性、场景创新等
自嗨锅的延伸品自热米饭也火了起来,风味小吃比如螺蛳粉、酸辣粉等等新品类也开始走俏,“热一下就能吃”的预制菜也开始出现在年轻人的餐桌上。尤其是螺蛳粉,近年来成为了方便速食界的顶流,CBNData消费大数据显示,在线上方便速食消费类目中,螺蛳粉以超过25倍的增速成为除方便面以外的第二大细分品类。
 
螺蛳粉、自嗨锅等新的速食品类,在不少投资人眼中是高端泡面的替代品。这些年轻的“高配版泡面”,诞生时间不长,但足够了解年轻人,非常清楚年轻人想要什么、想吃什么,而且打法足够灵活,价格卖得上去。在未来,他们甚至想抢夺泡面的市场。

“随着懒人文化、宅家文化的流行,尤其Z时代的年轻人成长为消费主力,他们会带来全新的消费模式和消费思维,这些90后00后的消费者会倒逼整个市场进行升级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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